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有位友人曾对我说，知识人应当关怀社会，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自然是没有疑义的。

但他又说，看到周围的人多是居有房，出有车，于是心里也常疑惑：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

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话不是想要说现实已经十分美好，而是想要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世间万象纷呈，每个人的经验视野却是有限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的古老寓言。

我们今天回头看二十世纪，产生了对“民国范儿”的眷念，继而产生了北洋军阀时代言论较自由的认知，最后产生了晚清立宪时期的社会才是最有希望的看法。

▲ 民国时候的街道

这些印象不是今人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当年的文字材料。但任何记载都是社会的一个碎片，是文本的历史。

此外，身份背景的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认识，有的人看到的是开元盛世，杜甫看到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且，越是到现代，文字写下的东西越是被观念所左右。

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观念塑造的世界。

自从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再也不相信好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的镜子之类。 好的文学首先是作家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折射出最幽暗的存在，并且与制度有关系，哪怕这个存在不是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认识历史与现实，都应当做如是观。

否则的话，历史上就没有不幸的时代了，文学史上最真实的文学就应当是汉大赋了，它反映了汉武盛世的煌煌功业，又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

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性的意见。

▲ 图片来自贾樟柯电影《天注定》

文学是批判的，也是具象的。这就是文学的功用，它往往比各种统计数字和庆典活动更有“诗可以观”的认识价值。

有时候，要认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还真的需要文学的眼光。

看一个社会，若只是看它的中上阶层，那就没有一个时代是不美好的。所以，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眼光的文学家看社会，往往是看它的底层，看社会如何对待底层。

假如你是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雨果式作家，也许你会关注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住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夜里突然闯入几个歹徒，女人拼命要护住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结果她被杀害了。警察在破案时，发现这女人是个“失足妇女”。

多年前，她的丈夫因车祸去世，但由于警察没有抓住肇事者，社会又缺乏救济的制度，她得不到任何补偿和救助，为了抚养三个幼小的女儿，她不得不只身离开家乡，到外地城市挣钱，在繁华似锦的都市里干起了那种古老的营生，她从来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总是定期把钱寄回老家，要女儿们好好读书。

▲ 图片来自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

接下来是故事的转折，办案的警察起初瞧不起这个女人，但当他了解了她的经历后产生了同情心，觉得她真的是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她的确是别无选择。

女人的大女儿从家乡赶来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惊恐。办案的警察和同事为孩子凑钱办了丧事，又凑钱送孩子回家。

这位警察开始替这几个失去母亲的女孩捐款，资助她们生活和读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其中有警察，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仔。

几年过去，那位警察从未与孩子见面，只是偶尔从电话里得知，几个女孩一年年长大了。

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接着两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她们经常的话题就是那位帮助她们的警察，但他们彼此都将关切藏在心里，互不吐露。

每当提起她们的妈妈，警察就会告诉大女儿，她的母亲很伟大。

故事还没有结束，但读者或许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雨果式的虚构故事，而是媒体报道的近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社会新闻。

当年那个女人遇害的地方，已经矗立起了高楼大厦。

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往往相信人性是善的，有问题的永远是社会。就是一种观念，观念可以改变人们的眼光，也可以改变世界。

以这样的眼光看今天，也许这个真实的故事才代表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贫穷与富有，悲伤与快活，冷酷与善良。

只有认识中国的城乡变化，才能认识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

在当代的中国，城乡之间的距离依然明显，却又逐渐模糊，似一条若隐若离的分界线。

城市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普通老百姓能够致富，就算能够致富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会更加幸福。生存空间更大，反而环境更加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安全感丧失。

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低下折射出的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方面的匮乏。

现在的经济发展使农民工群体摆脱了温饱问题，但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变小了，不安感增加了。

目前尽管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但是在观念上做到尊重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正形成着属于他们的文化结构和存在方式，也在证实自身的合理性。

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普通人追求美好、努力生活的见证，但也是社会发展、文明演进过程中被遗忘的群体。

他们的人生值得被书写——需要有文字来纠正被日益简化和曲解、被逐渐标签化的“农民工”涵义。

在梁鸿的书中，这个群体的人物不再是抽象的“农民工”几个字样，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信仰有忌惮有幽默有神圣。

它描述出一个立体的农民工形象，描述他们对政治的渴望以及无奈，同时作者也不避讳媒体对农民工们的污名化做法。

这两年多来，梁鸿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寻亲之旅上——寻找在国内其他地方务工、生活的梁庄乡亲。

正如施战军所说，由于作者的着眼点有足够强大的辐散性，并不特意显露的人性思量、民生关切和家国情怀便更具内在的感染力。

化历史为文字，为苍生作传，这是对抗遗忘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在书中，我们能看到社会食物链的的底层运作机制，看到生命的异化，脆弱与坚韧，感受作者在探寻芸芸众生的自救之路。

梁鸿以一个村庄的个体故事，洞察了一个时代华丽背后的另一面。

《张医生和王医生》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沈阳过去四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张医生与王医生》内页展示

正如著名历史学者罗新所说，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剧，充斥着既悲壮又无力、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

不要简单地去判断一个事物，乡村也罢，城市也罢，实际上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面相，是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辨的一个面相。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原子，活跃在时代的旋涡中，这些原子相互交错，因缘际会，反映出了时代的深沉的逻辑走向。

关注社会底层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

为此年猪为诸位书友真挚推荐梁鸿作品“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中国在梁庄》和伊险峰与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拨开时代的迷雾，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更清晰地看待生活的这片土地，更真诚地面对眼前擦肩而过的行人。 我们不仅要活着，更要清醒的活着。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两套书均含签名版）。

（*防走散，欢迎和年猪（微信：nianzhuzhizhu）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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